5 h& {$ v# z$ Y4 I5 E* d 《威尼斯商人》的剧情围绕着这样一个故事展开:犹太商人夏洛克借给安东尼奥3000元钱,并且约定:如果到期不还,则割取对方胸脯上的一磅肉。果然,安东尼奥不能按时还钱,朋友们想了种种办法与夏洛克调解不成,最后对搏公堂,夏洛克坚持非要割取那一磅白肉不可。莎士比亚以其丰富生动的情节和精妙的戏剧语言,塑造了一个高利贷者的不朽典型。剧中的夏洛克虽然是一个反面人物,但惟妙惟肖地展示了犹太人的精明。当然,夏洛克并不能作为犹太商人的代表,因为,世界上的犹太人和犹太商实在是很优秀的。 1 q5 P# g2 c; k V. [, o* h* { ( [0 v: _2 `" r2 z 其实就经商而言,同样优秀的还有中国人,梁启超就这么认为。梁曾经为李鸿章写过一个传记,题为《李文忠公事略》。李鸿章一生办过的大事不少,其中之一便是办商务。其他不论,梁启超说李鸿章所办商务一无成效。原因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官督商办”。, [8 k5 Q2 K/ T3 G* n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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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看来,商旅之事“官督”和官办都是弄不好的,应该放手让民间自由发展。梁启超的说法不无道理。官有官责,商有商道。在中国的文字里,“官”字多义,既指官员、官方,也指公家的、公共的。记得我们乡间有一句俗话:“吃官饭,打官鼓,官鼓破了无人补”——老百姓真是伟大,一句话说尽了一个“官”字的弊端。4 v8 D C' y2 M: E! B! W# M, H
3 i9 @" f$ Q* ?6 P- z 梁启超接着上面的话说:“中国人实在最长于商业,如有天授,只要国家制定法律,开通道路,保护利权,国富可立而待之。”8 I8 }* b' P% \2 y& f1 o-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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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有两层意思。这后一层意思,已经为我们改革开放短短的历史所证明:只要国家门户开放,只要国家为老百姓“保驾护航”,的确“国富可立而待之”。这前一层意思,梁启超说中国人经商“如有天授”,可谓一语中的。梁启超的观点,得到了美国一位市场学家的认同,他认为世界上有两大“优商民族”——除了犹太商以外,还有华商。不过,他也指出了这两大优商民族的差异之处。他说:“如果一个犹太人开了一家餐馆,另一个犹太人肯定不会再开,他会紧挨着餐馆开一个停车场或修车场,与餐馆配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这叫求异经营。”而华人则不然,若一个中国人在街上开了家洗衣店,另一个中国人会紧挨着也开一家,于是乎一夜之间开成了“洗衣一条街”,这叫“求同经营”,或者叫“规模效应”。求同也好,求异也罢,结果是中国人和犹太人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9 m ~! y2 b+ h5 l5 |0 D8 j6 d5 Z3 Y# E4 P% Z" V
但是,以上举的例子,只是说明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优商民族”,并不能作为“宁波帮”是“中国的犹太商”的根据。直到1995年我们发起成立了“海外宁波研究会”,我的朋友、时任宁波市教委办公室主任的孔玮玮送给我两册沙香莲女士主编的《中国民族性》,在那发黄的纸页里,我们终于喜出望外地找到了直接把宁波人和犹太人相提并论的例证。; M5 h9 o( T6 p- N4 U+ w
8 F* B4 U9 N _. L 19世纪,德国有个地质学家名叫利希霍芬(F·F·Richthofen),他于1861年首次来华,后来在中国内地作了7次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在中国旅行,得出结论说:“正如中国人是好劳力一样,中国人作为商人也有出色的才干……利欲之念是中国人普遍属性,‘买卖’是他们生活的最大。” . @1 {& a$ u, H0 m- S 3 s# h6 W7 n( B7 m 而且,他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在讲到浙江人时这样写道: 8 T& w9 ]0 o# C/ E6 k8 ^3 t. F! c: K3 g6 ~" c
“浙江省人,由杂种多样的人组成……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 0 N& w, M: V( ~& x$ ^/ p- z& M9 t7 I& G2 A Z
“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宁波热门在上海的势力很大,船夫、水手的大部分都是宁波苦力,宁波出身的男佣正驱逐着广东出生的。然而势力更大的是买卖人,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广东商人作为大商人,要求和欧洲人一样的价格,而宁波商人则更看重小、零碎的利润。宁波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宁波北部的慈溪人。”$ E5 _8 h1 [3 n' i0 w1 f( x
1 ~4 a! I. c- p3 |- }. N" n 原来这就是宁波人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的由来!至于这个德国地质学家说得对不对,我想130多年来的宁波帮的表现已经足够证明。不过,我想宁波人也用不着太得意,利希霍芬在这里用的是“媲美”两字。“宁波帮”和“犹太商”,细较起来,还是有个伯仲之分的。 P8 d$ Z& E" i( |! X
. i2 @& D; [2 a7 b! Y: \ 不过,一路研究下去,我又有了新的发现。1890年在上海出版的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所著《中国人的性格》,在第17章“能忍且韧”中这样写道:6 U1 e. K6 W# K5 ~5 ], F
* r6 _! I( ?0 u, B& D1 ?& a" c “谈到已故的格兰特将军,他在环球旅行回来时,有人问他,他所见到的事情中,最出乎意料的是什么,他立即回答,他所看到的最奇怪的事是一个中国小商贩凭着自己强劲的竞争力战败了一个犹太人。” ' \: E* M) _4 X/ `! _4 F " S4 G/ F! }5 P; h3 ` ? 格兰特将军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的著名统帅,其后连任两届美国中统。在史密斯所说的那次“环球旅行”中,格兰特于1879年访问日本时顺路也到过中国,李鸿章热情款待了他,目的是想请他说服日本人在中日锍球争端上做些让步。这个美国总统到达日本后是如何“为中国人说话”的没有记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倒是他从日本给李鸿章写来了一封信,信中除对日本惊人的新气象大加渲染,且预言此时中日之差距将使“日本以一万劲旅”“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为此,美国总统力劝清国总理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具体的办法就是“取用西法,广行通商”,如是,则“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自然,李鸿章没有也不可能照美国总统开的药方去做,而在其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果然惨败,不幸被格兰特言中,岂不令人感慨唏嘘? 6 j& ?$ Z0 [% c$ H# C! g) q ; }) o# V. [0 _ ——对不起,有些扯远了,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吧。可爱的史密斯先生在引用了格兰特的话后,就此议论道:“这件事的确意义重大。犹太人的品格至今已为人熟知,他们卓有成就,令人惊叹,但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而中国人则在世界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那个被中国人战败的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肯定没有本质的差别。因此,若是其他中国人有机会与犹太人竞争,除了竞争者的身份不同外,竞争的结果也许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