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茄花园案突显国家战略 中国知识产权路在何方
“如果一辈子老是盗版Windows系统等这些别人的东西，就像被强嫁给微软一样，微软不变你也不能变，而微软变了你却不知道怎么应付，最终遭抛弃。因此必须要能像按自己的意志嫁老公一样，来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9月22日，新加坡知识产权学院(Intellectual Property Academy，下称IPA)副主席及外部总监David Llewelyn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就在上个月，曾一度风靡全国的番茄花园网站因大量盗版和传播微软Windows XP软件被关闭清理；而由于知识产权纠纷，国内又有多家知名的消费电子厂商在最近的国际展会上遭到搜查；与此同时，国内关于微软在中国市场涉嫌垄断，要求对其限制惩罚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事实上，在这些事件背后，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已经在发生质的变化。在遭遇并迎接这个全新时代时，“中国的知识产权向何处去”成为众企业和决策者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盗版“罪与罚”
对于番茄花园的关闭和其站长遭到逮捕，目前在网络上仍有很多人为此感到冤枉。一位消费者向记者坦言，他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正版软件产品，将来也没有想到要去购买。
面对这个独特的社会现象，Llewelyn认为，对于盗版，微软很清楚仅靠起诉和打击没有用，正因为此，微软和北京市政府以及其他地方政府携手建立了软件学院，大量培养软件工程师，希望让他们逐渐意识到，开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和品牌专利的产品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个互相教育的过程，需假以时日而非一蹴而就。”
Llewelyn表示，盗版问题是个全球性问题，微软已经意识到它不可能到处去诉讼，除非盗版行为确实已从根本上威胁到它的根本利益，比如说这次的番茄花园。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在长时间大规模的盗版泛滥中，国内的软件厂商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对此，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博客)一针见血地向记者表示，番茄花园真正的功劳是替微软在中国消灭了本可以和微软一较高下的金山，让求伯君、雷军们被迫去开发网游，盗版还消灭了Linux，让windows打败了本可以红火的开源软件操作系统；同时让做教育软件的洪恩变成了网游公司完美时空，“一言以蔽之，番茄花园伤害最深的还是民族软件产业。”
Llewelyn认为，盗版出现的根源在于，一方面软件价格太高超出了当地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微软每年的研发费用很高，微软也有愤怒的理由，“当双方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开始寻找最佳平衡的时候，就是解决问题的时候。”
“知识产权是正面资产”
“在亚太地区，只要提到知识产权保护，往往人们总是着眼于其负面影响，如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的横行。实际上，大家更应该从正面来看，把知识产权看成企业一种资产。”Llewelyn向记者表示。
在长期的知识产权纠纷中，国外的知识产权壁垒、高额的知识产权费用一直是中国厂商头疼的问题。如中国企业每生产一台DVD，厂商就需要向国外厂商缴纳近20美元的专利费。于是专利版权壁垒被中国企业看成了头上的一个魔咒。
Llewelyn认为，企业更应该看到它的正面资产效应，应该学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自我创新，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从竞争对手，或其他商家简单地拷贝，“当然，建立这样的资产需要更多的时间。”
对此，Llewelyn并不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有其特殊性，“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历程是相像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从一个模仿者转成创新者的历程。”
战后的日本经济百废俱兴，开始也是通过向国外缴纳专利费和使用费的方式获得技术。从1945年到1965年，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萌芽和发展阶段，1965年之前，日本很少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它的知识产权和商标著作权也随之发展。
“韩国也是走的这条路径。”Llewelyn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知识产权走过的路非常短。1982年，中国刚刚公布第一部商标法；1984年专利法便已问世；到现在为止，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就25年左右的历程而已。
因此，Llewelyn特别强调，在目前这个阶段，要让企业们真正理解到知识产权保护是资产而不是负债，单纯打价格战属于短期急功近利的做法；无论中国企业还是国际企业，都必须通过打造品牌，建立自己独特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权才能取得长期可持续性的发展，“这是未来国际的趋势”。
上升到国家战略
Llewelyn认为，中国政府在今年6月份推出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要决心培养自主的知识产权体系，而不再仅甘于被动的角色。”
他所说的《纲要》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1+20”(一个纲要，二十项专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明确，到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5年内自主知识产权水平大幅度提高，运用知识产权的效果明显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普遍提高。
“这个《纲要》是中国政府具有前瞻性的一步。”Llewelyn认为，国务院已经清醒的认识到，各个企业要把自主创新作为未来发展的具有战略性的目标去实现，政府督促企业进行知识产权创新，这将成为国家未来知识产权的基石，“而这是非常让人耳目一新的概念。”
“要实现这个国家战略，主要应从两条线去做工作。”他认为，首先要提高执法的效率，减少盗版、抄袭和剽窃别人知识产权这种可能性，从政策上和制度上、法律上堵住这个漏洞。
其次，要通过督促企业建立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企业具有附加值的产品，让企业明白，如果只做知识含量低的计件产品，总会有人比你的制造成本更低，当有了自己的品牌，产品就有了附加值，可以比别人销售得更多，价格也比别人更高，“才能有跟国外对手公平竞争、公平游戏的机会。”
Llewelyn认为，为了实现对企业的督促，政府要做的就是税收调节和教育，教育企业的过程要传递出非常明确的概念，“你必须要自力更生，开发出自己具有独特专利的产品和技术，才能增加企业品牌的附加值。”
此外，知识产权保护还要跟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产权政策相关联，中国地大物博，区域差异非常大，在北京所现存的产业优势，可能和湖南、上海的产业优势不一样，因此要针对各个区域的产业优势来帮企业制定符合产业优势的独特知识产权。
Llewelyn介绍，泰国的政府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扶持当地的养虾业，并针对虾开发出了不同的品牌，现在它们某些地区的虾出口业务已在全球范围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它有这个品牌，又确确实实符合当地的区域政策，品牌就会给虾的养殖业提供一些附加值。”
“知识产权”缺口
尽管国家已经将知识产权上升到国家战略，但目前在知识产权发展上仍还不发达，对我国而言，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究竟还有那些不足？
Llewelyn认为，加入WTO后，中国现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无法可依的问题，实际上相关法律已经比较完善，并且略显庞杂，难点在于如何对十三四亿人口去实施关乎知识产权的法律，“最大的问题在于执法。”
Llewelyn认为，中国有四个方面的特色——人口有13亿之多；经济发展速度太快；贫富差距太大；地区差异过大，这使得中国的知识产权有着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一个北京的企业认识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有一些厂子在进行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单纯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对方停止制假、造假，绝非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停止造假，可能会导致当地的就业率下降。”
Llewelyn曾在伦敦当过职业律师。他在给想打开国际市场的英国企业做咨询时，曾明确告诉对方，“你们即将进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场，必须要注意到当地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如果还想按照英国本土做事的方法平移到那里，别人可能会告你所谓的商标侵权，著作法侵权，或者品牌侵权。”
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尚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也是一个很大的不足之处。从这个层面来讲，一个企业在进入到国际市场之前就应该知道它将面临的有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只有知己知彼，才能以聪明的方式和竞争对手共同玩这场游戏。
企业要未雨绸缪
2004年，联想的英文名称从Legend改成Lenovo，此举最初时广受国内业界的诟病，但在Llewelyn看来，却是一步好棋。
“中国的企业要未雨绸缪。”他向记者表示，Legend这个单词太普遍了，就像北京桌子有限责任公司，或者GOOD公司一样，而转化成Lenovo后，在技术层面上就完成了对自己商标和知识产权的巩固，别人要采用Lenovo就成了一种违法行为，因为它是独创的。
对于中国的DVD厂商受困专利，以及消费电子大厂屡在国外遭搜查，Llewelyn表示，中国企业在目前和国外玩家玩公平游戏还不太现实，但并非是毫无对策。
Llewelyn认为，中国企业可以仿照日本企业当年的方法，拿到国外的专利后，在基础上进行重新开发，进一步发展出来的东西就成为自己拥有的新知识产权，“中国企业完全也可以采用比较聪明的商业战略，在付知识产权和专利费的基础上，在对方专利的基础上衍生自己的专利，再把这些专利卖给国外厂家，反向收取专利费。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略效果还是不错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建立在对于国外市场的熟悉之上。Llewelyn认为，但凡想走出国门国际化的企业，必须学会在国际市场上去选择所进入的国家，去了解当地的知识产权法律，了解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针对性的跟他们进行平等对话。
“时下很多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战略的时候，秉承的是传统的100和0的概念，企图将所有的产品和知识产权据为己有，绝对不会让对方掌握一丁点，因此对方在这方面也可能同样针锋相对。”Llewelyn表示，如果企业能够放弃10%，秉持90%，或许可以从对方那拿到很好的订单，在开拓国际化道路上走得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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